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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许多情况下，原本只是因为人类行为达成了善的后果才形成的快乐体验，甚至还能摇身一变成为人类行为旨在追求的目的本身，以致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人们往往把快乐当成善来选择，把痛苦当成恶来避免

以王国维、傅斯年为代表的金石、考古一派，与疑古派在表面上确有相互对立的形式，实际上正如方家所指出的，疑古这一派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了路⑦。(21) 关于世运的论述，在影响甚大的皮锡瑞和夏曾佑的著作中都可以见到。

虽然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但也必须注意到，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华文明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三代、晚周亦无分辨，而概称先秦。但郢书燕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子源于经，故子者所以辅经，其精神祈向如此。另一方面，运会也拿不出理由。

雅斯贝斯的疑难，在于他未能认清两河古代文化与埃及文化实为波斯文化、希腊文化以及以色列文化的源头。如羲和、理官、农稷之官之类，皆虞夏之官。其《中国文化史》一书引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兴衰年数，结论说道：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

第一，自古史辨派创建之后，疑古与信古、释古、考古各派主张既有分合又有兼容，各派间的争论延续至今，疑古的影响亦延续至今。顾颉刚在80年代去世，轴心时代理论恰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叶氏指出：诸子之学，亦不尽在孔子以后。梁启超引据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为蓝本阐发道：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如阼乐阿士打，如摩诃末相接出现于此土。

(58)其后，梁漱溟也颂扬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代表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学者的一种认识。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

⑨这段引文中没有作中西比较，但谭文的标题则是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此书于中国上古文化之开始，虽未能详定其时代，然已明言‘当阿利安人（Aryan）语言生活传布东西之时，其他文化甚高之民族，已存在于埃及、米索怕土迷亚，或中国及印度。如果截断众流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不会是本质问题。1988年，柯锦华、范进翻译了此书全文，题为《智慧之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在学理上，疑古派主张破坏就是建设，薄古主张不破不立，故疑古与薄古亦为前后承接的关系。同时，再以孔子时代的中国学术作为印度佛教、波斯伊斯兰教和古希腊哲学的表衬。如顾颉刚曾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

执政者都是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换言之，劳动能手和技术发明家才得以执政。古文献中事理、事情一语，往往针对社会理想、政治理想而发，意谓事物的实际状态并不依人类的理性为转移。

在此意义上，清末许守微的一个观点颇值得注意。所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怪异诡观，于焉毕具。

1923年，顾实在一次演讲中提及严复，说道： 严又陵译《天演论》，他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及印度、欧洲，皆学者辈出，张立门户，倡导学说，正不知何以运会如此？他的大意如此，便是一个极有兴味的问题。(41)钱穆说道：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刘师培称西汉经学有官学，有师学，有家学(50)，其学尚能多存古制。胡适本人在首开风气之后，并无拉长的工作。(51) 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三段，其中上古和中古二段都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足以和世界历史作一比较，其观点与梁启超、钱穆所见略同。其所著《文史通义》开篇即称：‘六经皆史也。

较之稍晚，陆懋德直接引据了韦尔斯（Wells）的《世界史纲》，说道：吾国为东方最古之民族，此为世界所公认者也。就文字而言称为文，就史官载记而言称为史，就王官之义而言称为经，故经、史、文为一事。

(28) 顾实是清末民初倡导古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的这段话不是追问中、印、欧三地运会的理由，而恰是对天地不知感到了刺激。其中，胚胎时代又为四期，第一期黄帝时代，第二期夏禹时代，第三期周初时代，第四期春秋时代。

章氏《文史通义》以文史题名，不是文学与史学之通义，其意亦存乎三代之际，故其书首论六经。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51)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56) 很明显，如果轴心时代理论是以时间早晚与同时出现而立论，那么古希腊、古罗马不是最早的，也不与其他古代文明同时出现。严格界定，均不能认为其人没有怀疑的精神与阐释性的工作。强调追寻大义、真意、本意的学者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历史书并没有错，但却未必是于史学如有天授的章学诚之用心。

张星烺的文化比较也是将中国古史上溯很早，认为中华文化自黄帝、唐虞、三代至汉武帝重通西域，全世界各国，皆混沌鸿濛，惟我中华，开化最早。他的重要著作《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论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是以虞夏时代为中国史之开始的。

如果说，开化最早只能说明单纯的时间早晚，那么许守微依据进化理论得出的唯独中华文化最为合理的结论，就应该是与轴心时代理论同样具有某些精神意义了。(21)50年代，吴泽说道：夏商以前的原始时代，根本没有文学［字］，没有史书，原始社会的历史，用默证法，不是可以一笔‘考个光吗？(22)徐旭生说道：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

这种隔着古史辨的诸子研究所铸造的是否会是一件沙器呢？ 雅斯贝斯所关注的轴心时代现象——精神创造、人的觉醒、哲学的突破等等无疑都有事实的根据，国内学者以此作为依托，积极重构民族传统，所起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62)如果雅斯贝斯笔下可以假设出轴心时代的话，那么，梁启超的论述是否便因此可以称之为轴心地区了？ 四、砍掉一半和打个对折 ——轴心时代与疑古派的对接 按照雅斯贝斯的设计，淘汰了其第二阶段的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选择第三阶段为轴心文明的起点。凡古代大思想家，其学术风流，足以肸蠁来世。取消三代王官学的源头地位，而代之以晚周诸子学，其影响不只是缩短年限的问题，而恰是正题与反题的倒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学术各期的整体错位。张之洞说道，中国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60)。

若儒家，若法家，若农家，若名家类，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物，蔚然成为专门之学。(29)事隔九十年，当轴心时代理论风云再起之际，笔者在北京大学本科生世界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文献导读课程的网上专题讨论中看到，这些在教师指导下的自由讨论的一个线索就是轴心时代的理由，讨论结果仍主要是不可测度、不能完全解释、更像是巧合。

政学合一与官师合一最重要的是技兼于道(40)。张氏说：吾人既比较欧亚两洲上之文化中心，常觉吾族文化虽稍后与埃及与巴比伦，然较诸印度犹早一千年，较诸希腊犹早五六百年。

⑥ 需要注意的是，砍掉一半、打了对折以后的中国古史，恰从雅斯贝斯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退出，而与第三阶段对接。《七略》之中，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四略均为家言（实际上仍有部分出于官学），因篇幅原因从诸子略中分出。